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病歷政治學

學校的各科見習教學總是千變萬化,因此有時候我們會「涼」得發慌,有時候卻又忙得冤頭轉向。然而對我們來說,一個最基本的動作,是每天必須完成幾個病人的 progression note(這是病歷記錄裡的其中一部份,記載病人的每天病情的發展,包括主客觀的觀察以及治療計畫)。

寫病例記錄,是最基本又很不簡單的工作。通常在晨會時,主治醫師往往會拿菜鳥醫師寫的病例「開刀」,一下子哪裡英文拼錯,又一下子哪裡專業用語不當。有些完美主義人格的同學會把病例記錄寫得密密麻麻又工整無比,有人可能草率了事,或者乾脆寫個「生命跡象穩定」就算交差了。

儘管寫病歷報告是那麼「科學」的一向工作,有些讀來卻令人感到無比沈重,有種「無語問蒼天」的感慨。以前,早有人開始檢討「英文書寫」裡的權力關係。如今 又更跑出一個現象,不知是由誰發明,大家又不知如何有樣學樣地--儘管大家被龐雜的醫學知識給制約得幾近麻木,卻又能把病歷寫得像是一篇篇的「悲情小 說」。

譬如這樣:"This 63 y/o male is a victim of ESRD"(「這位六十三歲的男性是個末期腎衰竭的犧牲者」)。

或像這樣:"Vital sign was stable yesterday. Unfortunately, she began to cough this morning..."(「昨天生命跡象還算穩定,但很不幸的,她今天早上開始咳嗽」)。

因為這些戲劇性十足的字眼,讓病歷讀來一本比一本還怵目驚心。但是,雖然病人確實因為疾病而承受了痛苦,我們的主觀書寫,似乎更加深了審判的意味。

記得在癌症病房,看到那些還不知道自己病情的病人與家屬,仍滿懷希望的要求醫生說「要幫我們治療好喔!」起初,真的會忍不住地鼻酸。問題是,這種「憐憫」,到底是出於對病人受苦的同感,還是一個高度本位的醫學下,被強化的負面情緒呢?

其實,如果「生命無常」是一種「常態」的話,我們就不應該過度地賦予疾病濃厚的悲劇性,不是嗎?

存在主義心理學大師羅洛‧梅(Rollo May)在《權力與無知》一書中,便開宗明義地提到他得到「肺結核」時,原本消沈的自己,在開始展現「戰鬥力」來決意「我」的存活時,病情才好轉起來。而 書中「焦慮與軟弱互為因果」的概念,又是如何十足生動地反應在我們傲慢的病歷政治中啊!

當那些「犧牲者」、「不幸」等等字眼,被我們一再地透過醫療專業的複製、再現時,何嘗不造就了一種消極的暴力呢?

回想起很小的時候,母親得到紅斑性狼瘡,而我常常拎著棒球手套自個兒在家樓頂投球。在我的想像中有一場接著一場的賽局,那是與「病魔」的戰鬥。我的眼前會幻化出病魔的擬像,然後我就用快速球將牠們三振出局!

而母親的病漸漸好轉了。這幾年來看著她咬牙稱過病痛,而且透過信仰建立樂觀,我想像中,與打擊區的病魔的對壘,也逐漸遠去。

後來,在我大一那年,祖父因著癌症過世,卻也因此帶來家庭新的信仰。突然發現生命不再是快樂與痛苦的對壘。所有的酸甜苦辣,其實是相互佐味,來調味出一道豐富也感動的人生。

我們的醫學,大概就是走不出擁抱專業權力,而使得「醫」與「病」被無情地拉開,「醫」的一端被高高提起,「病」的一端卻被重重摔下。這樣的張力,也就造就了那些充滿審判符號的悲情病歷。

醫學就像兩面刃,有時確實解決了人的病痛,但有時卻加深了病人的無助。或許醫學院應該多開一門「病歷政治學」,讓醫生寫病歷時可以重新反省本位主義的文化,免得專業的恐龍益發張狂卻又不自知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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